西方现古只有大约只有200年的历史。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发明之前,考古学家无法正确判定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历史年代确定几乎完全建立在主观推测或推论上面。而西方早期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框架自洽完善的世界考古学体系,完全是因为预设了历史前提,即上古中东中心论和单一起源论,并以此历史前提对世界考古学体系按照“阶梯式”逻辑进行编排。

西方在碳十四测年之前的绝对年代是根据考古学和语言学等“破读”的死文字而得到一系列历史时期的绝对年代,即根据地质学(如堆积厚度)、树木年轮、黏土纹泥等估算推测而得到历史时期的绝对年代。

1940年代,人类发明了碳十四测年法,可以用来测定古生物化石和遗址遗迹的年代。那么,号称“碳十四革命”的碳十四测年法发明出来之后,对西方早期由估算和推测而建立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产生了怎样的革命性影响呢?是否发现了早期推测的文明历史绝对年代的错误呢?

尽管碳十四测年被誉为考古学的一场革命,是科学测年,但是西方依然采用早先确定的考古年代编排。碳十四测年法对各古文明历史年代没有任何影响。不能不佩服西方早期估算推测的准确性,或者说,碳十四科学测年对西方考古学断代基本没用。

1921年, 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及其他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后,认为中国仰韶彩陶是学习中亚彩陶之后而兴起,根据西方建立的绝对年代体系和考古学体系提出“中国彩陶西来说”的观点。

中国考古专家通过研究仰韶文化彩陶花纹的变化发现,仰韶文化遗存在甘肃的移动方向是自东部到中部。中国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从东向西不断扩散的,年代学的检测结果也证实了彩陶“西传说”。随着裴李岗、磁山等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被推翻。

中国彩陶文化从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开始,一直西传,3300年前西传到新疆西部,3000年前传到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费尔干纳盆地处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交界地带。中国西传的彩陶年代断定,对比西方推测仰韶遗址的年代、西传路上彩陶的年代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发现,仰韶遗址的年代被足足减少两三千年左右,发生了重大错误,西传路上彩陶的年代估算都是相反的,这说明了西方依靠推测估算的历史断代是不可信的。

西方人先是创造中国彩陶西来说,在西来说被中国众多考古断代结果推翻之后,彩陶西传说也只是从中国传到楚斯特文化为止了。

而中亚西亚的彩陶动辄有7000年8000年历史。西方认为伊朗北部的锡亚尔克遗址也是彩陶的起源地之一。

位于伊朗北部的锡亚尔克遗址由两个土丘构成,是在1933~1937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吉尔什曼发掘的,在1938年发表了《卡尚地区锡亚尔克遗址发掘报告》,据说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5500 年左右,并且发现了7000年前的彩陶。楚斯特文化与伊朗锡亚尔克一期的彩陶文化的绝对年代相差达4000年。

那么问题来了,被大山阻隔封闭的中国仰韶文化彩陶于3000年前就西传到了中亚费尔干纳的楚斯特,为什么比仰韶文化近得多的伊朗锡亚尔克文化的彩陶,历经4000年却不能传到中亚费尔干纳的楚斯特?

中亚楚斯特彩陶和伊朗锡亚尔克彩陶的绝对年代之间有4000年的巨大的鸿沟,不得不让人怀疑,伊朗锡亚尔克遗址的绝对年代到底是多少?伊朗锡亚尔克的彩陶是否是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西传过去的?

西方人原来单方面确定了最早的西亚黍是7000年前的哈拉夫文化层出土的黍,最早的欧洲黍是5000年,并宣称西亚是黍的起源地。

2003年中国兴隆洼遗址发现8000年前的黍之后,为了搞清楚黍的起源到底是西亚还是中国,中外进行植物合作研究,最终经过多方精确碳14测定后得出结论,中国黍的绝对年代为7600年前,哈拉夫的黍的绝对年代为4500年前,欧洲黍(匈牙利最早)为3500年前,并且从基因遗传的角度证明了西亚黍和欧洲黍都源于中国黍,所以中国才是黍的起源地。

经中外合作进行碳14测年发现西亚黍只是4500年前和3500年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此前西方宣称西亚黍7000年前、欧洲黍5000年前呢?西亚黍的年代多算了2500年,欧洲黍的年代多算了1500年,如何解释西亚黍和欧洲黍的如此巨大的年代错误呢?

西方学界说早期7000年前的西亚黍和5000年前欧洲黍都没有直接测年,而是根据地层的共存关系而推定的。西方学界提出这是年轻土层的黍“晚期混入”,通过孔洞掉落到下面古老地层造成的错误。问题是西亚黍是晚期混入,欧洲黍也晚期混入了吗,这么严肃的问题西方考古会这么不严谨?

如果西方在已有碳14测年技术的情况下没有进行科学测年,就敢宣称西亚是黍的发源地,说明西方声称的考古年代是不可信的。如果西方对黍进行过碳十四测年仍然使用错误的断代,说明西方可能是为了维护遗址文化的年代对黍的测年数据造假或忽略了。

最早的西亚黍所在的哈拉夫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西方声称年代当公元前5000多年~公元前4300年,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一部分。既然西亚黍已经从7000年调低为4500年,说明哈拉夫文化的年代也应该调低2500年,应该是最多4500年才对。

但是西方并没有任何调整,这也说明建立在西方早期建构的世界考古学编年体系不可信。

即使在当代,对于大部分西方文明遗址文物我们仍然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测年确定西方遗址文明的年代,因为这些文物年代鉴定不是对外开放的。比如埃及博物馆,他们声称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不再开放文物年代测定,这样我们就没法确认西方文明史真实的年代。

西方早期考古学的断代归属不可信,哪怕发明了堆积厚度、树轮、黏土纹泥等地质学方法,由于这种方法不成熟以及固有的局限性,基本上都是推测或推论,不能仅仅以此作为确定历史文明年代的依据,所以西方文明的历史年代都应该根据文物测年重新确定。

西方构建起来的古文明没有真实的典籍、历史文物和遗址支撑,只能靠伪造遗址和文物作为历史证据。

1、号称公元1世纪的古希腊文献:拍出275万欧元,被证明是19世纪造假文物

20世纪初,意大利的都灵圣保罗银行非盈利基金会拍下一份莎草纸文献,上面记载的是古希腊旅游大师阿特米多鲁斯的作品。该作品上有文字、绘画和地图,其中地图被认为是无价之宝,极有可能是欧洲最古老的地图,也是所有莎草纸文献中唯一的地图。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没有记载阿特米多鲁斯作品的莎草纸的出土时间、地点,但检测结论显示,莎草纸可以追溯到公元15年—85年,墨水与公元1世纪的墨水类型一致。正因如此,这份“来历不明”的莎草纸才会拍出275万欧元的天价。

在长达一个世纪时间内,人们把“阿特米多鲁斯的作品莎草纸”作为珍贵文物。然而,当这份“来历不明的古希腊文献”再次被仔细检测时,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这是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伪造的一份文物,内容是虚构的。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是19世纪一个声名狼藉的文物造假者,这个假文物的实际价值只值20欧元。

据说莎草纸是古希腊的书写载体,ChatGTP也说莎草纸保存不了多久。事实上就没有一本真正的古希腊典籍原本留传至今。

关于西方人创造的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法国卢浮宫馆长在很早以前的一个纪录片中道出真相:卢浮宫里许多古希腊雕塑均为仿制品,并且找不到原始文物。事实上不是许多,而是全部。

亚历山大港是埃及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港口,是埃及在地中海南岸的一个港口。根据西方历史说明,亚历山大港始建于公元前332年,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首都,是古希腊文化中最大的城市。古代亚历山大港著名的还有亚历山大灯塔(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和亚历山大图书馆。

古希腊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的埃拉托色尼,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等不少历史名人都曾出任过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而诸如哲学家埃奈西德穆,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数学家欧几里得、天文学家、数学家喜帕恰斯、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达马希乌斯等睿智圣贤也均在此讲学、求学、工作或游历,使图书馆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的美名。

而实际上,尼罗河三角洲是一个冲积平原,照理说,三角洲的海岸线是一个由近向远不断扩展的过程,就像长江三角洲是从扬州、江阴一线向东海方向扩展一样。根据多方面权威的地质研究结果,公元前334年的时候,尼罗河三角洲真正的海岸线距离今天海岸线公里远,当时,亚历山大港今天所在的位置还只是一片汪洋湖海和一道沙洲,根本不具备修建城市的地质条件和经济价值,连最起码的淡水水源都在50公里以外,自然也无传说中的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图书馆和亚历山大灯塔了。

从地图的变迁也能够看出,600年前,亚历山大港所在位置是海洋。所以2300年前的亚历山大城建在哪里?亚历山大图书馆建在哪里?众多古希腊睿智圣贤们在哪里讲学求学?如果2300年前的亚历山大港根本不存在,古希腊的众多历史名人还存在吗?如果古希腊的众多历史名人不存在,古希腊所说的文明和典籍是哪里来的呢?

西方人没有历史记载,对照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时自惭形秽,于是花了几百年时间,伪造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期证明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明更为绵长而深厚。没有历史遗迹就千方百计新造景点以冒充古迹,于是“古希腊遗址”、“古罗马建筑遗存”遍地开花。

所谓古希腊第一古建遗址雅典“帕台农神庙”,本来是奥斯曼统治雅典地区时建造的一座寺,历史上经多次战火,早已成为废墟。希腊独立后三年,1835年,英法主导的希腊考古会 Greek Archaeological Service 接管了Acropolis小山头,1860年完成了从寺到帕特农神庙的第一次改建。此后直到今天,陆续进行了多次建造。帕台农神庙建筑年龄不超过200年,却被伪造包装成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

下图这个“儿童不宜”,暴露男性生殖器的浮雕,据说是英国人从四百年寺的废墟里找到的。这是一件不合常识、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寺内部装饰都是复杂的几何图形和花纹,是既没有画像,也没有雕像的,更别说儿童不宜版的浮雕。

2016年希腊考古人员宣称在亚里士多德出生地斯塔伊拉找到了这位大哲学家的墓。

使专家们得出这里是亚里士多德墓这一最终结论的有力证据来自两大史料:公元11世纪被译成阿拉伯文的一部亚里士多德传记和威尼斯一个图书馆的一份手稿。所谓的墓地是一个1.3米×1.7米的方形乱石堆,像一个祭坛。里面发现了一些皇家陶器厂生产的陶瓷,以及可以追溯至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50个硬币。

发掘工作负责人对媒体说:“我们没有确凿证据,但有强烈迹象表明了其确定性。”

在中国,南越王墓、海昏侯墓都是有印章证明墓主的。中国一般要通过典籍记载、古墓留存的文字、信物等多种证据才能确定古墓的主人,这是非常严谨的考古和历史学术问题。希腊这个“古墓”只有一堆石头、陶瓷和硬币,他们就可以确定这是“亚里士多德墓”?

以下是1920年和2020年拍摄的金字塔对比照片,从两张照片上可以看出,4000年的风化程度不及100年风化的后果严重,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另外注意一点,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金字塔,中国宁夏的银川就有很多西夏王朝的金字塔。但是这些金字塔的高度都不高,都在100米以下。超过100米的只有埃及的两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和哈夫拉金字塔,这两座金字塔都在开罗西南10公里处的吉萨区。高度较低的金字塔比较容易建造,金字塔太高了就有较大的承重坍塌问题了。

2019年12月11日,埃及文物部宣布,在开罗南部吉萨附近发现了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雕像的“罕见”玫瑰花岗岩半身像,这是非常罕见的。

这座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高105厘米,宽55厘米。据说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公元前1279年至1213年在位,对埃及进行长达60多年的统治。

不但如此,2017年埃及与德国的考古学家在埃及首都开罗一个贫民窟的地下,发现高8米的古代巨型石雕,经初步鉴定制造时期在距今3000多年前,雕像据信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据说古埃及2600年前才真正大规模使用铁器,如果没有应用铁器,这种石雕是怎么雕刻出来的呢?按照中国的历史规律,铁器刚发明出来时产量不高,应该先用于生产生活和祭祀打仗这种重要场合才对,毕竟要先吃饱肚子保证安全后才有精力去折腾艺术。

另据最新报道: 已经被全世界关注了整整3年的大埃及博物馆,非常可能将在2023年春天正式开馆。这座全球最大的考古博物馆,自2002年立项准备修建,自2020年宣布将开馆之后,然后数度推迟直到2023年,成功为自己赢得了“地上鸽王”的称号。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些年埃及频频出土这些可疑的文物了。

欧宾克是英皇亨利八世于1546年建立的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 Christ Church的教授。欧宾克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各一份的纸草版出售给“圣经博物馆”,他确定这四份纸草年代为“公元100年左右”,是从埃及木乃伊壳筒里淘出来的。据称,当时埃及人不接受基督教,把这些写有经文的纸草作木乃伊的裹尸筒和面罩。欧宾克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权威的纸草古文字专家,欧宾克利用他崇高的声誉和特权,成为美国得萨斯州贝勒大学的教授。欧宾克在贝勒大学课堂里演示发现了西元前5世纪与荷马齐名的女诗人Sappho的作品和一世纪的圣经抄本,非常惊人。

格林家族对欧宾克深信不疑,欧宾克向格林家族出售了4百万到8百万美元的圣经文物,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部分,这四份纸草都被定为“公元100年左右”,作为美国华盛顿建立圣经博物馆Museum of the Bible的镇馆之宝,该博物馆造价5亿美元,于2017年建成开放。

不过这些文物的真实性又受到质疑。后来调查结果,这些文物来自于一位土耳其文物贩子Yakup Eksioglu ,他经常贩卖不明来历的纸草文物,他的背后有一个伪造和走私文物的团伙,是这些“圣经福音”纸草残片赝品的来源。

据美国《国家地理》2020年3月13日刊文显示,圣经博物馆的藏品,16卷死海残卷Dead Sea Scroll,包括《创世纪》部分,全是伪造的。

美国《科学》学刊AAAS 2019年2月15日刊文显示,耶稣的裹尸布Shroud of Turin证明有真有假,真,是试验证明真人被钉上十字架的血迹染成的布,假,是14世纪伪造的,物件与耶稣无关。

天主教徒经常疑问,为何明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三百年却不将圣经传过来?原来传教士们并没有带来圣经,因为当时的欧洲也没有今天人们所见的新旧约圣经!原始的圣经是某种简单的弥撒书,最多几千字的小册子。2011年徐家汇藏书楼意外发现贺清泰《古新圣经》抄本,学术界认定其为最早的“圣经官线年贺清泰北京官话稿本《古新圣经》在紫禁城原创完成,随后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于1823年在广州出版,这是由英国圣经公会策划创作的最早问世的新旧约全书圣经版本。

董并生先生综合各种证据提出:“贺清泰之前不见《新旧约全书》,古新圣经为原创稿本非译作也。”今天所见各种版本的新旧约全书,均以18世纪末在北京原创的贺清泰古新圣经稿本为祖本。

关于两河流域文明,上文也说过,两河流域的哈拉夫文化声称有7000年历史,如果根据哈拉夫遗址出土的黍的年龄判断,应该不超过4500年。

关于两河流域文明的楔形文字及泥板书问题,泥板不可能保存几千年,字迹还清晰可见。

西方不仅有文物造假,而且造假手段不太高明,很多伪造的文物都能堂而皇之地登上正规舞台,甚至改写了历史,被全世界的学术界和权威媒体广泛传播。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伪造的文物至今还未被揭穿,即使揭穿了西方控制下的媒体舆论也不会大肆宣传。比如墨西哥国家历史研究院认为旧金山墨西哥博物馆96%的藏品都是赝品,卢浮宫馆长公开说他们没有真正的古希腊文物,也不知道真迹在哪里。因此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建立在大量伪造文物证据上的西方历史也不可信。

能保存几千年的莎草纸古籍,动辄百万千万字的古希腊名人著作,2000多年前在地中海中建立的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图书馆及在其中讲书求学的古希腊历史名人,产不了多少粮食却能供养百万大军的古希腊,产不了多少粮食却能供养几十万奴隶建造地图上找不到的大金字塔,没有天文台和四季分明的气候却能发明天文历法,古希腊科学哲学如此发达科技发明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夸大了至少2500年的两河流域哈拉夫文化,5000年前就有酒馆和冰箱的两河流域文明。凡此种种,无一不在辛辣嘲讽着西方虚构的文明史。

错误的历史叙事是错误史观指导下产生的结果,西方大量伪史产生的根源在于其错误的史观。那么西方伪史的史观及来源是什么呢?

近代中华文明落伍,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优等心理,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世性,从而代表非西方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此背景形成了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在西方中心论里,中央之国变成了‘东亚病夫’,西方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骄子’。西方中心论是以古希伯来《圣经》与伪古希腊为内核,虚构的“东方主义”概念为纱帐,虚假杜撰的西方民族历史为表层的一个三重结构体系。

“东方主义”或称“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现在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当代的东方(Oriental)一词狭义上也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地区,不包括印度、西亚等地区,比以前所指的范围小。

把历史弄错,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此话道出了西方历史界的一个真理。中世纪末的欧洲还有400多个自主政体,到了19世纪末,才变成25个民族国家,这就说明,欧洲每一个大名鼎鼎的民族——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荷兰、瑞典、挪威、丹麦、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其实原本并不存在,无一不是西方为了创造“民族国家”而人为编造出来的概念。而“西方”这个概念,原本并不存在,当然也是无中生有精心建构起来的概念。随着几个欧美国家崛起获得世界霸权,变成全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主宰者,一项“把历史弄错”的伪造历史的系统工程也悄然展开。于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世界历史主线”被精心编造出来,被编写成历史著作及公认的历史常识流向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学生课堂……

这是一个关于“西方”的前世今生的“官修版”世界史,这就是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史架构: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新教革命——工业革命——自由民主——西方。

一条从苏美尔巴比伦直到今日美利坚绵延七千多年的“西方文明”的历史长河在西方人心目中熠熠生辉,西方文明是全世界的亮丽灯塔,除此之外的其他历史都是黑暗和停滞的,尤其是中国历史,两千多年都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是专制与独裁的黑暗时代。

而这个依靠商博良始创的埃及学、罗林森始创的亚述学,由近代西方学者层累编造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巴比化-亚述、苏美尔文明历史,建立在逻辑混乱的理论和和漏洞百出的实物证据上,被世人贻笑大方。

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将中国文化成功引进欧洲,成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17世纪晚期,法国文化风行于整个欧洲。这个时期,法语还取代了拉丁语成为外交语言。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源于法国,但是法国诸学科的终极源头却是中国。法国学习中国形成三次浪潮:十七世纪初期前后斯卡利杰复制中国历史年表捏造了欧洲的编年历史学,这就是欧洲的历史学的开端;十七世纪中期,引进汉语雅言开始编纂法文词典,笛卡尔学习儒学开创欧洲理性主义哲学,黎塞留引进儒家政治观念,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世纪导入儒家思想,创造重农学派。因此,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法国的世纪”。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创办法兰西学院,标志着法语开始由方言土语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语言迈进,其文字内涵大力引进“汉语雅言”。学院的首要任务是编纂法语辞典。从1635年开始到1694年,经过近60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第一部《法语词典》。1670年《汉法词典》先于《法语词典》问世,当时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语言,《法语词典》还在编撰中,要到24年后才面世。事实上,法语通用语是汉语雅言的变体。

在编撰《法语词典》过程中,中国人黄嘉略是主要功臣。黄嘉略(法语:Arcade Huang 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又作黄加略,本名黄日升,西方典籍一般以他的教名Arcadius或Arcadio相称,福建莆田县筱唐村人。18世纪初随传教士抵达罗马及巴黎,协助编撰汉法字典、讲解汉语语法及中国哲学,曾任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家汉语译员 ,此后未能返回中国,在当地与一名巴黎女子结婚,育有一女,最终英年病逝,享年仅36岁。

黄嘉略的《中国官话》乃西方论述汉语语法的先驱著作,协助编修的傅尔蒙、费雷莱在他去世后整理其遗稿,两人为了争取名誉、地位,刻意令黄氏在法国汉学界寂然无名。

英语属于众多方言中的一种,由于18世纪前后与汉语雅言结缘,从而走上脱离土语进入通用语言的大道。1755年《约翰逊英语词典》出版,这部词典是英语被“汉语雅言化”的一个结晶。约翰逊是一位中国通,按照巴罗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的说法,约翰逊编写该词典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汉语思想”。

戴维斯爵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词典》中的几万个英语词汇和成千上万个汉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亦即,尤金妮亚说:“构想英语不可能不与‘中国性’的观念相一致”;“现代早期的英语自成体系等同于融合中国概念”。这部词典可以说是英语被提升为民族及国际通用语言的一个里程碑。

德语词典在1838年开始由格林兄弟编撰。最初的格林兄弟预计项目10年,第一卷直到1854年才出版。

法、英、德三国词典最早的是《汉法词典》,后有《法语词典》,然后才有《英语词典》,最后出现的是《德语词典》。就这样,汉语雅言从中国先传入法国(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之后波及英、德(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等国。

在欧洲语言发展完备之前,很难有真实的历史记载、复杂深邃的科学表述和优美的文学作品,所以在这之前的很多关于西方的历史和科学文化的真实性都是存疑的。

西方普遍采用的是圣经史观,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在西方文明中,首个且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圣经”(引自观察者网对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的访谈文章《里夫金:我们的世界观把人类推向深渊,是时候改变了》)。

在西方文明中,首个且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圣经。圣经里明确说明,地球及万物是上帝在6000年以前,即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00 钟创造出来的。然后按照圣经的说法,古埃及人创造了最早的文明。

17世纪中学西渐,中国书籍大翻译传到欧洲。在17世纪中叶,大约是1650年代,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意大利传教士(中国名字叫卫匡国,他在中国去世,他的墓在杭州)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震撼。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上古史》,其内容包括了即伏羲、黄帝、尧、舜、禹等(即三皇五帝)的历史。

原本欧洲人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现在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更古老的民族和更高尚的文明。这样的话,基督教神话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颠覆了。

“中国风”吹到欧洲以后,西方人确认中国的历史远远超过4000年,于是心态就崩了,圣经史观也破碎了。其结果是,欧洲人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两个方面: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于是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伏尔泰的《风俗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把作为人类文明历史的开始。托尔斯泰也说:“中国为东方诸国首领。”黑格尔之前的伏尔泰对中国充满了尊敬。黑格尔刚刚钻研学术的时候,也对中国充满了尊敬。后来黑格尔发明了种族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始作俑者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1799年法军在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和大金字塔。1822年,只有32岁的商博良宣布破译了罗塞塔石碑碑文,创造了埃及学,这是发现古埃及文明的开端。1840战争之后,西方终于鼓起勇气,“成功而科学”地使古埃及超越中国成为最古老的文明。之后,时年25岁的英国军官罗林生于1835年也“成功破解”了古波斯文字和“贝希斯顿铭文”,创造了亚述学,这是发现两河流域文明的开端。此后,关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古老和辉煌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

19世纪上半期,西方人得到的埃及信息越来越多,突然意识到古埃及文明有可能是非洲黑人创造的时候,西方人又崩溃了。于是有西方学者根据雅利安学说,设想出雅利安印度人殖民古埃及,这个说法由于德国纳粹的战败陷入停顿。

西方学者在如此困惑了数年之后,直到1958年,克雷默出版《历史始于苏美尔》,罗列出人类有史以来苏美尔人的39个“第一”、“之最”,历史始于苏美尔。自此之后,苏美尔是最早出现的文明在学术界逐渐赢得共识。

终于,西方人摆脱了“黑非洲”的古埃及文明对西方造成的压力和挥之不去的心魔。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权威的世界史著作《全球通史》就以苏美尔为世界最早出现的人类文明。

明清之际,在华西方传教士了解了中华文明及中华文化,从中国获取众多书籍材料西传后,促成了西方的科技发明和经济崛起。近代西方崛起后,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在西方中心论及东方主义的牵引下,在文化、语言上完备后,从多方面构建了西方伪史体系,而且力推“中华文明西来说”,颠倒黑白,搅乱世界历史,以维护西方霸权。而近期中南大学黄石教授“现代人出东亚”说被写进教材、英国桑格研究所教授克里斯·泰勒·史密斯等认为古DNA揭示现代欧亚人父系均源于东亚南部、斯坦福大学卡瓦利斯福扎院士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即提出“现代人出东亚”被媒体披露后,不但现代人的源头被指向东亚,世界文明的源头也理所当然被指向中国,各种西方伪史伪说将被迎刃而解,还原世界历史真面目,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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